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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出毛病。

[21]U.N.Human Rights Council，Report of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Rights，U.N.Doc.A/HRC/10.61，2009. [22]国际律师协会的《在气候变化时代如何实现正义与人权》报告（Achieving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n an Era of Climate Disruption）。根据学者蔡守秋的定义，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应该承担的相应义务。

事实上，许多CDM项目虽然对减排有积极作用，但却有比较糟糕的人权侵害纪录。从该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开始把气候变化与人权这两个原本以为不相关联的领域联系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人权法的视角来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奥胡斯公约》称每个人都享有在健康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并负有为今世及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个体和群体责任。[19]这是2008年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Budayeva v Russia案件，最终欧洲人权法院裁定俄罗斯没有承担它所应该肩负的保护人民生命权的人权义务，没有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来防范泥石流。人权高专办的这一建议也引来争论，因为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就不愿意也不认为它们应该承担本国疆域以外的人权保护责任，发展中国家也担心发达国家会打着人权保护的国际责任的旗号来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比如，1951年的《难民公约》只是保护那些因为害怕迫害而逃离的难民，气候难民却无法享有相关的难民地位和待遇。而且，国际人权法传统上主要是依赖国家的责任和力量来保护其国民的人权免遭侵害，人权法在实施中的这种疆域性的特点与全球气候变化人权危机需要打破国家间的界限协同应对的要求并不符合。事实上，比较宪法语词自1901年起反复出现于晚清时期的各种报纸期刊、学术著作和法政学堂。

如1949年前出版的比较宪法著作仍有学术影响力，部分作者生活在中国大陆，如章友江、吕复和钱端升，且吕复和钱端升都直接参与起草1954年宪法草案。(2) 同样，比较宪法是一种方法还是一门学科，是宪法学的分支学科还是比较法学的分支学科，也存在争议。在此基础上，京师大学堂1904年开设各国宪法课程，(15)而1906年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首次开设比较宪法课程，随后1907年贵州法政学堂开设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课程，(16)1909年贵胄法政学堂正科课程包括比较宪法。章友江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受聘于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讲比较宪法课程，将苏联宪法纳入比较宪法的研究范围。

该书第一编第三卷标题为英吉利亚、美利加合众国、德意志及法兰西宪法之成立。目前看到《法律学纲领》一文载于《译书汇编》1902年第2卷第1期。

陈和铣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篇末以三民五权与各国新宪法之精神相参证，为宪政史放一大异彩。(35)王世杰：《比较宪法》，武汉人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一国有一国之国情政情，不能强效人好，固不必谓他人之长，置诸吾国亦长。如前所述，比较宪法语词在最早的文献中连续出现三次，且是通过翻译而传到中文世界。

(25)如1912年3月13日《申报》刊载重订民国法政人学校暂行规则，规定的课程包括比较宪法。有些作者同时留学多个国家，如王宠惠留学美国和德国，郑毓秀留学日本和法国，王世杰留学法国和英国，章友江留学美国和苏联。译书汇编社社长为戢翼翚，主要成员有王植善、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周祖培、金邦平、富士英、章宗祥、汪荣宝、曹汝霖、钱承赫、吴振麟。关键词：比较宪法 概念史 主体性 译书汇编 一、引言 当前中国，概念史研究方兴未艾，(1)南京大学孙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可谓首倡者、实践者和推广者。

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其原文作者为巴路捷斯，日文译者为高田早苗，中文译者为刘莹泽、朱学曾、董荣光。郑毓秀并不喜欢这个宪法文本，甚至在该书自序斥之为伪宪，但仍以之为依据。

故比较法学，一名之下，系以两项。（三）伯耳这斯即巴路捷斯 前述引文在第一次使用比较宪法语词处，提到本校现译伯耳这斯氏之著不久即可出版。

在1930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批评的风气盛行，比较宪法概念主体性内涵的形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28)黄公觉1925年翻译《民族主义》一书，该书译者序提到译者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7) （二）比较宪法语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早于比较法 据华东政法大学何勤华教授考证，汉字‘比较法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是在1902年2月，该月出版的《译书汇编》上刊登了由户水宽人撰写的《法律学纲领》一文。(11)冯春田、梁苑、杨淑敏主编：《王力语言学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是书之编撰，即本诸此意。(34)1935年，《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该文认为中国是中国，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

《译书汇编》为月刊，最早使用比较宪法语词的1901年第6期《译书汇编》的出版社时间大概是1901年6月前后，早于比较法语词的出现时间。(6)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译书汇编》第4 -9期均设有杂录栏目，介绍日本的官制、文部省、东洋学会和法政书籍。

(5)如研究对象未能准确界定，学科特色不突出，轻视基本权利，参见王广辉：《比较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第二，世界宪法——三民主义精神之体现。

蔡元培有关1920年前后北京大学比较法研究状况的回忆，以及1934年罗文干有关比较法研究方法的批评，实际就是对当时中国的比较宪法研究的一种批评和反思，因为其中涉及的人物均为比较宪法学专家，出版过比较宪法著作。必须于认识法律之外，进而推究其法律应有的态度，是否适应社会和国家的需要。

自孟德斯鸿氏倡三权分立之说以还，其说早已成为宪法学之一种原则，而苏联宪法，则蹴破从来之典型，已开一三权合一之途径矣。比较宪法语词自首次出现于《译书汇编》1901年第6期起，即反复出现于晚清时期的报纸期刊上，尤其多用于介绍有关比较宪法的书籍时，其中巴路捷斯《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一书出现频率最高，如《东方杂志》1909年第4期立宪国民必读栏目和1911年3月4日《申报》文官必读栏目推荐的著作均为《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东方杂志》1911年第11期刊载的文章再论国体与政体之别也引用了《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的内容。第三，以宪法问题为中心。这些法政学堂通常开设宪法课程。

由其异点可以见一国之特质而研其真相。在清末民初这一阶段，比较宪法概念虽大致确立，但内涵限于外国宪法著作和文本的翻译。

其所论述者多属普通政治学之问题。1931年黄公觉的《比较宪法》编者序：以余于上学期在北平中国大学所授比较宪法之讲稿付梓。

我们是为改善中国法律而研究外国法的，决不是为好新立异而研究外国法的。钱端升认为有关基本权利的论述是王世杰《比较宪法》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于个人的基本权利一章中，著者把个人在现代一般宪治所容之自由逐个说明，而且说得比不少的外国名著还要明白，更算是难能可贵。

因此可推断拔珥杰思和巴路捷斯为同一人名。(21)1911年清政府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学部奏改订法政学堂章程》，正式规定全国各法政学堂下设的法律门、政治学门、经济门和别科均须开设比较宪法课程。由此可见，中国比较宪法概念的主体性内涵是在整个中国文化自觉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体现了本土化的特色。(21)别录：宪政学堂之课程(同文沪报)，载《四川教育官报》1908年第2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比较宪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比较宪法的档案史料长期被封存，有关宪法文本的翻译整理严重匿乏。简单地说，语词是概念的物质外壳，概念是事物或者过程在人脑中的映像，(11)而映像在人脑中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反复使用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反复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赋予概念各种内涵。

本局办理高等检定考试及普通检定考试之经过：青岛市高等检定考试(第一种)：比较宪法试题(民国廿四年八月十五日)，载《青岛教育》1935年第3卷第4期。学术的发展有赖于批评和反思。

在晚清法律移植的过程中，比较宪法的学术成果也一并被译介到中国。宪法研究的首要对象是宪法文本。